沈冬生果然问道：“姜先生说的‘长春那种情况’是什么意思哪？能不能说得明白点儿？”“现在这也算不上什么密秘，也不妨直说，就是投降或者起义，结束对抗。”冬生又问：“能吗？”“谁知道？不过在大兵压境大势所趋的形势下，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。”沈冬生两眼放光情绪激动地说，“真要这样沈阳的老百姓就得救啦。我听老师傅们说，沈阳是福地，日俄战争，闹义和团，郭军反奉，九一八事变，八一五光复，都是不等打到沈阳就完事儿了，这一回兴许沈阳又能躲过这场大劫。”姜瑞田点点头，不想置辩地说：“但愿如此吧。”我们又说些闲话，然后互道珍重握手告别。

　　沈冬生突然追上来，咬着我耳朵说：“如果共军进了沈阳，你就赶快上这来，我们都会保护你。”我凄然一笑算是回答，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笑意味着什么，代表着什么。我没有回头，却能猜到他一定还痴痴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，直到我的身影消失。

　　走在路上姜瑞田忽然问我：“安琪，你听出来没有？你的那位朋友沈冬生说，工人已经成立了纠察队，这说明什么？”我摇摇头，“这说明共产党已经认定沈阳势在必得，所以开始做占领后的打算，我想沈阳要比长春解决得更快，你信不信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没有答案，不仅没有答案，连情感都是混乱的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心向国军还是应该心向共军。我又问姜瑞田：“你说国军真的不行了，沈阳被共军占了，咱们不是就得当俘虏？共产党会对咱们怎么样呢？会不会像咱们经常宣传的那样，什么共产党共妻？什么流血斗争？”“谁知道？谁能说得准？不过我以为一个政权要想巩固，必须得人心，共产共妻之类能得人心吗？再说咱们也只是搞些政治宣传，没杀人放火，能有多大罪过？总不至于把咱们都枪毙吧？唉，说这些干什么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江心自然直，别想这些伤脑筋的事儿啦，将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？”一路上我们都不愿再说话，从他走路时磕磕绊绊的样子，就知道他跟我一样心里并不宁静。快走到大舞台胡同口时，我对姜瑞田说：“你等在外面吧，那个朱老板见你穿国军制服会有顾虑，可能不敢说真话，这样就打听不出于志强的的确切消息。”姜瑞田赞成我的意见，于是我警觉地拐进胡同，在恒记号货栈门前停下，见四下无人便开始叫门。前来开门的还是已经见过两次的小伙计，他也立刻认出了我，二话不说把我引进那间我熟悉的账房，朱老板也像老熟人一样，既无拘无束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。

　　朱老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又是为于志强的事情吧？”他略显遗憾地说：“我们也一直打听他的消息，听说原来关在宪兵六团，又听说转到大北监狱去，可是在那里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，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了，他们会实行更疯狂的报复，可能把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处决，所以于志强会不会有危险很难说，不过我们还在继续打听消息，不会放弃营救。姑娘，眼下我只能告诉你这些。”朱老板马上又宽解说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国民党折腾不了几天啦，它一完蛋于志强就有救啦。快啦，快啦。”我带着难以平复的失望和感伤离开了恒记货栈，姜瑞田已从我的脸上看出结果，不等我开口便抢先安慰我说：“不用担心，你想，他们抓的人还少吗？能全杀了？说不定不等他们动手共军就打进来了。看，天都黑了，咱们赶快回去吧。”

　　进了十月渐渐昼短夜长，刚五点钟就黑下来，今晚好像又停电了，四处望去黢黑一片，只见人影幢幢却不辨面目。留守处一楼的最大房间堆放着政工队拉回的全部家当，队员们有的坐在木箱上，有的坐在包裹上，唧唧喳喳地正在闲聊，这里那里点着几支蜡烛，枣核似的火苗抖抖的，只能照出人和物的大体轮廓。我跟姜瑞田一进屋，就听唐克喊：“你们去哪儿啦，怎么才回来？吃饭了吗？”姜瑞田寻声走过去，坐到唐克身边，用力捶着腿说：“陪安琪去看她的邻居，累死了，什么车也不通，我们急着往回赶，上哪儿吃饭去呀？你们都吃饭了吗？”吴安一说：“今天队里没饭。”唐克解释道：“没地方做饭嘛，队长让发钱，自己找地方吃去。我们都在附近小饭馆吃的面条。”他说着掏出两张一元面值的金圆券，“你们俩的，每人一元，这可是包括明天的。”坐在一堆包裹后面的胡美丽不见其人只闻其声：“这叫什么事儿？一天一元钱够干什么的？一碗面就五角钱，三顿都吃面条还得一元五哪，莫名其妙！”唐克说：“你知足吧，有饭吃就不错了，要是像长春那样被围上一年半载，别说吃面条，就是糠饼子你也吃不上。”我跟姜瑞田接了钱就去找饭吃，一连走了好几家饭店都是黑咕隆冬地关着门，敲门也没人答应，又走了好几处才算买些散装的饼干，总算填了八分饱。